月4日13：30，音乐学系作曲系第十二期新知讲堂在主楼a117教室举行，邀请王安潮教授以《唐代音乐融合研究−−以天宝十三年“勒石刻碑”为例》展开讲座，音乐学系全体本科生、硕士研究生、博士研究生与部分教师聆听报告。
讲座中，王安潮教授首先简述了唐代太乐署的音乐职能和发展历史，从而引出两个重要概念“诸乐”与“刊石”。他指出，“刊石”是指将外来的佛教音乐、胡乐等篆刻在石碑上，而这些“刊石”上所记载的音乐则被称为“诸乐”。这些刊石表明了唐玄宗十分重视天宝十三年流行的创作音乐，因此刊石以记，从中也反映出了中外音乐的融合关系问题。随后，王教授又介绍了《教坊记》记载324支曲子，《羯鼓录》记录88支曲子，其中有歌颂祖先的乐舞，也有外来曲，开元天宝的宫廷音乐发展的进程从对众多外来部的欣赏、娱乐，发展到歌颂唐皇朝的坐、立部伎，并一直延伸到玄宗个人的音乐时代，这也充分反映了在唐玄宗时代，唐代原有的传统音乐开始了与外来音乐的大量融合，主要趋势为佛改道、胡改华、俗改雅，如《龟兹佛曲》改为《金华洞真》，《舞仙鹤乞裟婆》改为《仙云升》，《婆罗门》改为了著名的《霓裳羽衣》等，这些都是佛改道的实例；胡改华有《勿姜贱》改为《无疆寿》，《苏禅师胡歌》改为《怀思引》等。
“勒石刻碑”中反映的音乐融合表明了佛乐占有主导性地位，它强于华夏自有的儒道乐甚至胡俗乐，从而可知佛教盛行对唐代政治经济文化已经产生了冲击力。雅乐名存实亡，表面上存在的雅乐，其实是佛乐、俗乐，反映出“民族融合”强烈的历史背景，尤其是“胡乐华化”达到了高潮，但“刊石”的结果却并不理想，突出了音乐文化自由的规律性，表明了决策者强制性的成效有限。
讲座结束后，王教授与现场师生进行互动，一一解答相关问题，师生们表示该讲座学术性极强，受益匪浅，并将持续关注定这一问题。
据悉，王安潮教授致力于唐代音乐的研究，曾在《音乐研究》《中国音乐学》《人民音乐》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500余篇，出版《唐代大曲的历史与形态》《中国音乐简史》等著作10余部(含合著)，发表文字逾400万字。
以上图像由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提供。
